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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7日 星期日
“更新”張通榮 震后十年,在廢墟里重生
中國·汶川網      http://www.fkrga.tw/    發布時間:2018年11月7日   來源:新京報

抗震救災結束后,時任副縣長張通榮曾以為汶川需要20年才能回到震前水平。

當時,映秀鎮、漩口鎮、臥龍鎮等8個鄉鎮幾被夷為平地,汶川縣城三分之一房屋倒塌,其余部分嚴重受損,3萬多人無家可歸。

然而震后僅3年,映秀鎮就已蓋起別致的羌族風情建筑,游客絡繹不絕;汶川縣城有了新的醫院、體育館、抗震8度的小學校,基礎設施建設較震前至少進步20年。

2002年起,張通榮歷任汶川副縣長、縣長,2016年成為汶川縣委書記。16年里,除2013年至2016年曾被調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任發改委主任外,他的履歷全在汶川。他親歷了震前、震中、震后各個階段,汶川重建的兩三年間,放棄了186個節假日和雙休日,除法定工作時間外累計加班近9000小時,瘦了20多斤。

10年后,張通榮依然保持著高強度的工作節奏:不停穿梭于縣委辦公大樓和百米之外的會議中心參加扶貧工作的各項會議;前往7個鄉、6個鎮下的農村,詢問村民今年種植和打工的收成;晚餐后還會換上運動鞋,在縣城走一走,和路上的居民聊聊天。

張通榮,48歲,四川省阿壩州汶川縣委書記,2008年地震時任汶川縣常務副縣長、應急指揮部副指揮長。他從2002年開始在汶川工作,除2013年至2016年曾被調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任發改委主任外,履歷全在汶川。

汶川三寶

站在克枯大道向山上望,沒人能想到全鄉收入第一的木上村藏在海拔2200米的高山上,村子的“搖錢樹”紅脆李隱沒于灰黃的植被中。

克枯鄉政府距村子只有15公里,車程卻要40分鐘。9月,沿著狹窄山道盤旋而上,能看到道旁的果樹上掛著沉甸甸的李子。果實紫紅,表皮一層白色果霜。高山上光照充足,晝夜溫差大,紅脆李在整個夏天積累糖分,顏色由青轉紅,在采摘時間到來前的5到10天里顏色泛紫,口感由生澀變得清甜爽口。

在這個滿是傳統黃泥結構建筑的羌寨里,兩三歲的小孩都認識張通榮。幾年前,他常沿著細長而濕滑的田埂走到田里跟村民聊天,拉拉家常,再把種植紅脆李的好處告訴他們。

過去,木上村的地里種的是玉米、洋芋,沒有果樹,連汶川縣種植面積很大的甜櫻桃都沒有。因為海拔2000米是種植甜櫻桃的上線,再向上,果子便會長出裂痕。

然而2009年中秋節,村民楊成輝家的李子熟了,被他摘來招待震后援建的肇慶市工作組成員。幾天后,汶川縣農業局的工作人員來到村里測量土壤、分析農業條件,木上村從此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經濟作物。

農業局的專業人員跑到大山上傳授種植技術:春天到來前剪枝,以防茂盛的枝葉擋住照射果實的陽光,影響口感;在樹根附近挖出一圈城池,將肥料倒進去以免浪費……為了彌補地震時切斷的水源,縣委縣政府還讓工程隊從20多公里外的大石村引水。水管埋在地下,直通果樹根部。

盡管如此,聽了張通榮勸告改種紅脆李的村民還是不多,直到2017年木上村老支書楊成輝家的紅脆李大豐收。那一年,400株紅脆李為他帶來十多萬收入,比賣洋芋、玉米的一兩萬翻了數倍。此后,越來越多的村民開著拖拉機將果苗運上山,栽種在自家地里。

十幾年前,張通榮也是這樣向農民們推廣甜櫻桃。他畢業于阿壩州農校,2002年剛成為汶川副縣長時便分管農業。汶川的山地干燥寒冷,當時的農產品主要為土豆和玉米,農民年收入不過幾千。但張通榮在一些村莊里發現了甜櫻桃,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山上日照足、溫差大,果子的質量足夠誘人。

從那時起,他便在鄉鎮里推廣甜櫻桃,從黨員和讀過初高中的年輕農民開始。他還給分管農業的干部下達指標,完不成任務的,免不了挨他一頓批。

在張通榮的堅持下,2002年到2008年,汶川的櫻桃林從一千多畝變成了一萬多畝。盡管震后部分果園被山石覆蓋、果苗遭毀,汶川的果林面積也已升至2.3萬畝,甜櫻桃、脆李子、香杏子被稱為汶川三寶。起于都江堰、終于縣城南鳳坪壩的都汶高速公路讓汶川縣城至成都的行車時間由3小時縮短為1.5小時,果商源源不斷進入汶川,將汶川三寶運往全國各地。

2010年5月22日,上百名汶川兒女身著羌族傳統服飾,載歌載舞慶祝櫻桃豐收。圖/視覺中國

據汶川縣今年9月初的統計結果,全縣甜櫻桃產量1.15萬噸、產值3.45億元,脆李預計產量2萬噸、產值1.2億元,生產甜櫻桃果汁等產品500余噸、產值1200萬元。僅甜櫻桃一項的收入就達到全縣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以上。

讓生者更幸福

地震前,張通榮是汶川的常務副縣長,主管財政、人事。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時自我感覺良好,自我膨脹得厲害,有點呼風喚雨的感覺。

可是天災面前,他突然發現了自己的渺小。如果沒有全國人民的支持,僅靠汶川的資源和權力,根本不可能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回到、甚至超越震前的水平。

重建階段,國家建立了3000億元的中央財政災后恢復重建基金。震后不到一個月,數萬名援建干部、技術人員、施工人員趕赴災區一線工作,廣東、江蘇、上海、北京等19個省市開展對口支援工作。對口支援汶川的是廣東,支援威州鎮的是廣州,如今威州鎮處處可見與廣州相關的紀念文字。

2013年4月26日,地震5年后,汶川縣跳鍋莊舞蹈的群眾。圖/視覺中國

“過去總有人說中國人沒信仰。我在災區生活了這么長時間,覺得中國人是最有信仰的。我們最深的信仰是家國情懷。”張通榮說,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情。他不希望任何事物、任何理由阻斷情的交流,拆掉了縣委縣政府的護欄、圍墻,辦公室長期對公眾開放。只要他在,任何人都能敲開他的門。

為了這份情,張通榮做出決定時很少再下命令,而是和居民們充分溝通。

縣城重建時,縣委縣政府調整縣鄉布局,要把一些老房子改建成醫院學校、修建成道路,有的老房子則因地質結構危險需要遷走。但許多居民不愿走。張通榮一點一點把居民們說服了。他指著縣政府對面開闊的避災廣場,“你看,現在最開闊的地方是兩個避災點,沒有把縣委縣政府修在那里。”在他的原則里,民眾的安置雖然排在公共設施、基礎設施之后,但排在政府機關之前。

縣委縣政府大樓本有重建的機會,但為了居民安置區建設前放棄了。那片安置區最初規劃建成17層高樓,以節約土地,但即將搬進安置區的老人們不愿意。他們對地震時的經歷心有余悸,對高樓電梯心生忌憚,最高只能接受8層。

“地震中那么多人的家人都遇難了,我們重建就是為了生者幸福,不能給一個百姓不滿意的結果,”張通榮說。最終安置區采用了樓層更低的規劃方案,加大用地面積,縣委縣政府未再建。現在,張通榮和同事們依然在八九十年代建成的舊樓里辦公,重新粉刷裝飾的外墻仍顯破舊,辦公樓背后便是險峻的山體。

2018年4月,重建后的汶川縣水磨鎮。如今,別具韻味的古街吸引了眾多游客前來。圖/視覺中國

工作之余,張通榮時常會在晚飯后到岷江畔的棧道上散步。隨手拾撿垃圾,觀察街道的不整潔之處,并責成相關部門解決。

看到這個身材瘦小、留著平頭的男人,沿途路人多會向他打招呼,偶爾也有人專門等在這里反映問題。但他從未想過取消散步或躲避上訪者。“你天天出現,人們覺得縣委書記沒什么稀罕的。要是一年出現一天,他們反而會覺得不要放過他。”

張通榮記得,就在今年,一名80多歲的老人在這里堵過自己兩次,控訴拆遷過程中鄉鎮部門補償標準不統一。實際上老人被拆的房屋屬于違法建筑,不可能按照合法建筑的標準獲得補償。

他將老人請到辦公室,向他詳細解釋拆遷政策,又協調其他政府部門和義工組織介入,有針對性地解決了老人家中的困難。他認為賠償雖要依照法律規定,但從社會保障的角度,還是應該幫幫老人。此后,老人再沒攔過他。

我們的樹,我們的草

張通榮記得,3年前剛開始在這里散步時,等著攔自己的人很多,時間長了就慢慢少了。即便有人找他,反映的也多是市政問題:垃圾桶不夠多或者是棧道上的欄桿壞了,還有人大老遠地喊他停下,提醒他下雨了要帶傘。

因為張通榮的散步,3年里,汶川的路邊多了洗手間、添了茂盛的植物,路燈的照明時間應清潔工的要求拉長了,市政部門還為他們添置了手套等保暖衣物。

在張通榮的感覺里,地震后,汶川的居民越來越多像這座小城的主人。縣政府對面開闊的避災廣場上有景觀水池,池中錦鯉悠游自在,居民們進出廣場邊的縣體育館,家長帶著孩子在廣場上嬉戲,兒童將落在地上的金黃銀杏葉拋進水里。

這源于汶川人對規劃的參與,“以前做決定往往是政府找規劃部門,沒問題就推廣,百姓覺得這個規劃跟自己關系不大,甚至會說’你政府的樹’、’政府的草’,”張通榮說,汶川現在會進行事前溝通,將決定權還給民眾。

2018年10月31日,汶川縣委書記張通榮。新京報記者 王貴彬 攝

2010年建成的縣體育館,規劃部門當初提供了4份圖紙,有碗結構的,有方正大樓式的。張通榮叫人把圖紙貼在看縣城中心汶川博物館前的街道上,邀請居民投票決定,這也讓人們更加認同這座小城。

街道上攤販、商店云集,人流熙攘,體育館圖紙很快引起路人的興趣。可投票結束后,結果讓張通榮吃驚——每種設計的得票率都不超過30%。

為了讓更多人滿意,張通榮讓設計師修改圖紙后再公示、投票,結果依舊。設計師不耐煩了,抱怨什么時候才是頭。“他說你一直問老百姓,我都六神無主了。”張通榮說。

再次修改的圖紙,采納了居民們體現民族特色的建議:流線型的白色屋頂象征藏族的哈達,中間的屋檐是羌紅色,還有一根“團結柱”,寓意地震重建中的民族團結。“這是獨屬于汶川的設計,你在全國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2011年,在北京召開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評估總結會議上,張通榮講述了類似的故事:地震中,有著4500多年歷史的雁門鄉蘿卜寨有200多幢古黃泥建筑被毀,40多名村民遇難。重建時,建筑設計單位給出十多種建筑形式,最終的房屋樣式、施工單位、建筑材料,全由老百姓自己決定。

在發言結束時,他說這就是汶川故事的全部內涵:“活著,幸福地活著,自由地活著,自主地活著。”

■同題問答

新京報:過去一年你最大的改變是什么?

張通榮:在脫貧攻堅過程中,明白這不是一個人就能改變的格局。原來以為靠著縣委書記就能帶動整個班子,后來才覺得對有些矛盾和困難,一個人的力量太有限。

新京報:這15年來經歷最美好的事情和最遺憾的事情是什么?

張通榮:最美好的是守望相助的時候,從電視、收音機,從你們關注我們的目光中讀懂了我們是不孤單的人群,背后有祖國溫暖的大家庭。這是感受最深、最幸福的。

最遺憾的是,本來希望地震之后10年間在經濟發展上跑得更快一些。現在對比當年的預期,因為投資、經濟發展所限,是有遺憾的。

新京報:未來你對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張通榮:作為普通的基層縣委書記,最大的期待是老百姓感受到政治生態的變化、自然環境的變化和經濟的變化,并且成為老百姓的共識。

新京報:對中國的期待是什么?

張通榮:我希望在紛繁復雜的環境中,全國人民都保持一心,讓汶川這片土地講述四個自信的故事,講述民族團結的故事,講述生態文明的故事,講述巨災之后重建、創造人間奇跡的故事,講述中國闊步邁入新時代的故事。

■ 微言

2008,“命運共同體”無比清晰

汶川,讓大家真正血肉相連

從成都到汶川,現在有一條漂亮的高速公路。2008年地震的時候,都江堰到汶川的交通中斷,救援的人堵在都江堰,焦急萬分,他們不知道山的那一邊情況到底如何。現在都汶高速通車,從成都到汶川只要一個多小時,很多成都人會到汶川過周末。

這是震后重建的縮影。在都江堰,你會發現上海的“蹤跡”無處不在,而援建汶川的,則是廣東。漂亮的城市和先進的公共設施,是全國人援建四川的結晶。每一個重災區的背后,都站著一個對口援建的省市,連起來看,很像一幅獨特的中國地圖,其中的脈絡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山河,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血肉感情。

當然,新汶川的拔地而起,除了各省人們的爭相支援,更離不開像張通榮一樣的當地干部的夜以繼日的辛勞奮斗。

對很多人來說,2008年5月12日都是一個時間分界線。很多人的生命,都可以分為震前和震后。即便是在北京和上海,很多人對世界的看法也會因為地震而不同。那個五月,無數的人走向街頭的捐款點,他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一個命運共同體的存在。

這種凝聚力對中國彌足珍貴。有人把2008年看成是中國的“公益元年”,就是因為地震后煥發出的這種幫助別人的熱情。

如果說對口援建是政府推動的“骨干”,無數普通人參加的幫扶就是“血肉”。很多人跑到四川來抗震救災,更多人則投入到默默無聞的災后援助上。比如,對地震傷員的心理輔導,那種長期的、繁瑣的付出,比起最初的豪情萬丈更讓人感動。

最初的沖動來自熾熱的情感,后來的堅持則是理性的成熟。一些民間公益組織得以成立,人們才發現公益和慈善是一個相當專業的事情。10年后的今天,在年輕人中,做公益已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成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從幫助災區群眾到公民之間的互相幫助,民間互助成為政府救助力量的有益補充。

對這個民族來說,汶川地震當然是一次嚴重的創傷,但是到了2008年的時候,改革開放已經到了第三十個年頭,中國也有足夠的能力從傷痛之中走出來。2018年再去走訪地震災區,會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山河曾經破碎,人心曾感受到巨大的疼痛,但是這片土地如今已經呈現出勃勃生機。

我們可以試著站在2008年看待中國。這是一個新的起點,從5月份的地震到8月份的奧運,能夠清晰地感受到“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的存在。她不再是“想象的共同體”,而是真正的血肉相連,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和心跳,每個人都能從這個共同體中感受到力量。

每年汶川櫻桃成熟的時候,成都人總能第一時間抵達。而汶川櫻桃的推廣與普及,也離不開分管農業多年的張通榮的功勞。現在,重建后的汶川那里的人們,生活開始像櫻桃一樣香甜。

□張豐(成都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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